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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6年曾有人评萧红生死场辞句上欠修饰

2019/07/13 来源:延边信息港

导读

1936年曾有人评萧红《生死场》:辞句上欠修饰编者按许鞍华的一部《黄金时代》,尽管票房惨淡,却成功地让萧红这个原本颇为冷门的女作家成

1936年曾有人评萧红《生死场》:辞句上欠修饰

编者按

许鞍华的一部《黄金时代》,尽管票房惨淡,却成功地让萧红这个原本颇为冷门的女作家成为了一种热门现象,凡“文青”“小资”言必称萧红,人人莫不以谈《呼兰河传》《商市街》为荣。然而,这位命运多舛、才华横溢的女作家,一部电影、三两本作品、几篇影评,或许都不能让你了解一个真正的萧红。喧嚣过后,静下心来,选取几则当年的关于萧红作品的书评,从一个新的角度,试着感受她吧。

萧红生前结集出版的作品并不算多,《生死场》与《商市街》,就算是1930年代中国文学青年们尚能看到的代表作了。

在1936年的《清华周刊》上,就刊载有这两部萧红代表作的书评,应当是当时早发表出来的萧红书评了。这两篇书评,从青年读者的角度,给予了萧红很高的评价,对这位时年25岁的才女颇为赞赏。此外,在第四十四卷第二期、第四十五卷第六期,在这两篇萧红书评前后,尚有对萧军《八月的乡村》、《羊》的书评,也都提到过萧红,也都是将萧红、萧军的作品并列,来加以比较研究的。也由此可见,萧红成名之早,并不仅仅在于鲁迅等文学导师级人物的单方面提携,并非只是小圈子里的友朋追捧;而是在同时代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共鸣与反响,且已拥有一定量级的“群众基础”了。

《生死场》 瑕疵不掩作者热力

1935年12月,《生死场》初版发行,四个月后,书评即面世了。署名为“石”,发表于1936年4月的《清华周刊》(第四十四卷期)上的书评,对《生死场》的评价,在鲁迅与胡风之外,又别开一番生面。书评者开篇即强调说:

《生死场》“写的只是哈尔滨附近一个偏僻的村庄”(胡风读后记语),但它“预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,现在和未来,死路与活路”(鲁迅序《八月的乡村》语)。这就是《生死场》,也就是今天的中国。

显而易见,书评者把《生死场》的文学与社会学价值拔高到一个新的高度。即不但将其视作中国农村生活现场写真版,更将其视作中国未来命运的寓言式作品。这里引用到的鲁迅评价,当然至关重要,但有意思的是,这是将鲁迅对萧军作品的评语挪用过来的;与此同时,在后来对萧军《八月的乡村》、《羊》的书评中,书评者们又都不约而同地将萧红作品的特点拿过来相互比照。看来,萧红、萧军对中国北方农村生活的描写,的确是有某种共性的,的确是对那个时代的青年读者们都有着相似的吸引力罢。

这种吸引力,源自何处?当然,这不完全是来自于萧红的文学天赋与写作技巧,而主要的更来自于国难当头之际的民生想象与时事关注。众所周知,自“九一八”事变以来,在迅即沦陷的中国东北地区,当地民众的实际生活状况,都一直在日本侵略者及其汉奸伪政府势力的封锁之下,鲜为外界所知。而这一时期对沦陷区民众生活的描写,不但被日伪势力视为“禁区”,国民党当局也对此讳莫如深,在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策略驱使之下,对沦陷区状况有意无意地加以掩盖。在这个沦陷区与外界有如隔世的特殊的“真空时代”,萧红作品的可贵,正在于时间现场般的将这些“禁区”一一揭示了出来。这篇书评的末尾,对此就颇有戚戚焉,文中这样写道:

读了《生死场》后,也许你嫌它结构粗松,辞句上欠些修饰,这都是的。尽管有这些瑕疵,也掩饰不了作者的热力,我们今天听不见一点东北弟兄的消息,有多少血和肉,都悄没声音的轧成了尘土,萧红抢着用快镜摄下来这一片段,看起来虽然有点血迹模糊,却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头了。

《商市街》 一幅素朴的生活图画

如果说,《生死场》可以当作一部现实可信的报告文学作品来看待,具备了颇能满足当时国人关注国难时局的“现场感”;那么,带有浓厚自传性质、笔触更具文学个性的《商市街》,还能够打动1930年代的大学读者、文艺青年们吗?再来看,另一篇署名为“秋隼”,发表于1936年12月的《清华周刊》(第四十五卷第九期)上的书评,其对《商市街》的评价,仍是一见倾心式的肯定与认可。《商市街》是1936年8月初版的,也同样是新书上市后四个月,书评迅即面世。书评者开篇即这样强调说:

《商市街》,名为散文,实是一幅素朴的生活的图画,这幅图画与普通图画之不同处——普通的图画用的是点、划、线条,或彩素;而这幅图画,用的则是文字罢了!

全书不到二百面,包含三十八个短章,连合起来,做成一对爱人约有二十个月的生活记录,这种生活本身,完全是一种新的,但是清苦的;爱着的,但是切实的;孤伶的,但是有朝气的生活。

从这样的开篇语来看,与萧红同时代的读者,不但接受了她战地快照般的纪实笔法,也同样接受了这个作者本人的生活状态及其写作方式。除了对萧红、萧军这对患难伴侣的爱恋感到新奇与惊诧之外,那种艰辛生活环境之下的写作本身,也让读者对此更为惊奇与关注。在《商市街》中,那种同时代读者已经腻味了的悬在人间之外的罗曼蒂克趣味消失了,那种平铺直叙的纯粹纪实的第三人称视角也退居幕后了,让读者体味到的只是一种缓释却永无休止的、更加深入触及灵与肉的、死神与爱神并肩而来的生存本身的危机感。为此,书评者总结出了《商市街》的三大特点,可以说是给出了三处直指人心的导读关键,如下:

一、亡国奴的惨痛。是真实的,一点想象的成分都没有的。

二、文学和生活的绵密的渗透融和,已臻至。同时使我们可以深切的了解到,文学是怎样离不开生活而独在,和它反映生活的力量,和一般过着书斋生活,埋头在古籍中的人们,与创作关系,是怎样渐次绝缘的。

三、地方色彩很浓厚,哈埠的青年人,和哈埠的背景,直透露在纸上。

显然,这篇书评较之前的那篇,更进一步的肯定了萧红的文学水准与写作立场。《商市街》之所以能更打动读者,正在于作者亲历亲感,笔下的“文学和生活的绵密的渗透融和,已臻至”。这是来源于萧红那段不可复制的、本身就极具传奇色彩的生活经历。

1931年,萧红一家在经历了解除婚约与法庭败诉的种种挫折之后,名誉扫地,不得不举家搬迁至阿城县(现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乡)福昌号屯。当年10月,萧红逃至哈尔滨,不久,却又与追随而至的未婚夫汪恩甲同居。半年后,几经波折,萧红怀孕,临产期近,汪以回家取钱为由,弃她而去。由于两人欠下旅馆费用颇多,被旅馆老板扣作人质,失去自由。她写信向哈尔滨《国际协报》副刊裴馨园求助,自此交识萧军。1932年8月7日夜,萧军趁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市区之际,救出萧红。不久,她住进医院分娩,孩子生下即送人。出院后,二人开始共同生活。同年11月,两人又搬到道里商市街25号。《商市街》这部抒情散文集,写的就是那段时期的生活。

在哈尔滨,“商市街”只是一处街道名称而已。当然,这又是一条注定要名声大噪的街道,因为萧红,因为这本《商市街》。署名为“秋隼”的书评者,似乎对东北地区的风土人情也颇为熟悉,也因之对这本《商市街》早产生了由衷的共鸣,否则也不会发出“地方色彩很浓厚,哈埠的青年人,和哈埠的背景,直透露在纸上”这样的赞叹来。据查证,署名“秋隼”者,应该是赵德尊(),1930年代清华“左联”小组领头人,曾将其清华就读期间文稿结集出版,名为《秋罗集》,在《秋罗集·自序》中就自称用过“秋隼”这一笔名。赵德尊是辽宁省辽中县人,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。1933年夏至1937年6月,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,193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,任中共清华大学“左联”支部书记、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、北平市学委秘书,全国民先总队部党团组织委员,参与组织“一二·九”运动,曾被捕入狱。1949年之后,历任黑龙江省委书记、省政府主席等职。

《清华周刊》 助力萧红成就“黄金时代”

由此可见,萧红的文学作品,在当时不但获得过包括清华学子在内的青年读者的青睐与喜爱,也一直受到包括从鲁迅到赵德尊这样的左翼文学群体的关注与研究。她在文坛的一举成名,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。她那短暂的“黄金时代”,也是在那个国难与人祸并举的特殊年代中,在多方力量参与中,得以造就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《清华周刊》刊载萧红书评,对扩大其知名度与影响力,也有着不可替代的、不可忽视的作用。创刊于1914年3月,至1937年5月抗战爆发而被迫停刊,共出版676期的《清华周刊》,虽是学生刊物,在中国文教界、文化圈、文艺界中却独具号召力。闻一多、顾毓秀、梁实秋、周培源、梅汝璈、贺麟、蒋南翔等都曾担任过该刊主编、经理等重要职务,并发表了不少文章;胡适、陈寅恪、钱穆、冯友兰、郑振铎、陶希圣、俞平伯、钱钟书等,当时已为“名流”的前辈学者,或后来成长为“名人”的晚辈文士,也均在该刊发表过名篇佳作。这一独具魅力的大学生刊物,无论是在校内还是校外,都产生过深远而持续的社会影响力。可以想见,关于萧红的书评,两次登载于该刊之上,也必将在北平的文教界产生一定影响。萧红其人其作品,当时已“花开”于清华园内,之后又“香溢”于大江南北,或就正应其时,顺理成章了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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